1947年，关押在上海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，谎称拉肚子去上厕所，在路过一个办公室时，他突然跑了进去，直接推开后窗户跳到了屋外，最后撬开了墙上的铁丝网越狱逃跑了。
中野久勇的名字，在崇明岛并不陌生。1938年日军占领崇明后，日本宪兵队在那里设立分支机构，特高课负责情报和“肃清”。
中野久勇担任崇明宪兵队特高课课长，直接参与抓捕抗日人员。根据战后上海军事法庭的卷宗，崇明多起失踪案件与该机构有关。
幸存者证言提到审讯室里的水刑与鞭打，有人被押往江边后再未归来。当地渔民曾在长江下游发现绑着石块的尸体，这些情况后来被整理成控诉材料。
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，崇明民众开始搜集证据。1946年，中野久勇被查出藏身于一处农舍，被士兵逮捕押往上海。押解时绳索紧缚，押送记录在案。
进入战犯监狱后，检察官依据《战争罪犯审判条例》列出多项指控，罪名涉及战争罪和反人类罪。与中野久勇同案的，还有宪兵军官大庭早志。
监狱里关押的日本战犯约有一百八十余人，其中包括海军军官福田良三。警卫力量由国民党士兵轮值。
1947年内战形势紧张，兵力调动频繁，管理难免出现漏洞。中野久勇熟悉上海街道，当年曾在淞沪会战期间随军行动。后颈的疤痕，就是1937年战斗中留下的伤口。
越狱当晚，警铃很快响起。上海多家报纸刊出通缉启事，描述体貌特征，提到颈后伤疤。车站、码头、旅馆被要求协查。
那段时间的报刊可以查到相关消息。中野久勇并未立即离开上海，而是在市区流动。北四川路一带曾出现可疑身影。
桥头的推车队伍里混入一个口音略异的壮年男子。那是苏州河一带常见的苦力活，棉纱车上坡需要多人合力。
时间进入1948年初。便衣警察接到线索，混入劳工队伍观察。某次推车时，颈部疤痕暴露，特征与通缉描述一致。中野久勇被制服，再次押回监狱，单独关押。
案件随即进入审理阶段。上海军事法庭公开庭审，受害者家属到庭作证。卷宗里记录着崇明地区的抓捕、审讯和失踪案件。
大庭早志作为上级被一并起诉。判决书确认二人罪名成立。1948年4月8日上午11时，两人在上海郊外刑场执行枪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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